周先生是我国最早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

第一方面，周廷儒先生一生对地理贡献无数，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古地理学研究方面。他是第一个用景观地带原理恢复从第三纪以来到第四纪的自然地带的学者。周先生阅读了大量古生物资料，一点点的测量，做了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和研究，在1960年发表《中国第三纪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重要论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很多外国的科学家虽然也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过去现在的状况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做过任何的研究。但是周先生却第一个做了这件事，而且对这一方面的理论在中国地理学的应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后来的景观地带的划分做出了奠基工作。

第二方面，自然地理。古生物反映环境最敏感，周先生在当时提出综合各要素研究自然地理，其中气候为主要因素。汪品先院士评价周先生为古气候研究奠基人，周先生的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非常重要。

他强调自然地理要综合，周廷儒先生综合的观点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判。但是周廷儒先生的综合的思想一直是我们地理学得以发展和取得进步的基石。综合各种因素对现象进行分析，其后是主导，生物是主人，原因就在于生物对环境的反映最为明显。

来北师大的之前一段时间周先生在北师大开创了《中国自然地理》，是现在《中国地理》的前身。当时应该是最早开始中国自然地理的单位之一。很多其他地方院校和中学教师都有来北师大来进修学习《中国自然地理》的。

周先生研究古地理提出 “研究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现在的地理学家很难坚持纯粹的地理研究，但周先生无论有多难，即使遇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运动，他都直面困难，把握方向，坚持地理学研究。

周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无论何时，对组织等都不会有特殊要求，生活简朴。对学生实事求是，要求严格，但不苛求，尊重每一位同学，学生很感激周先生的严格要求。周先生要求学生的地理论文必要搞野外，实际和原创性。周先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开诚布公，办事认真，做学问实事求是。大家都很尊重周先生，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文化大革命时，对周先生都闹不起来。

周先生从来不声张。周先生在世时，学生曾经提议给他庆祝大寿，但他那时已经卧病，等他能站立起来时就庆寿，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站起来。所以周先生生前没有庆祝之类的活动。

当年带学生出野外也是这样。刚刚从国外归来却能放弃架子，和学生打成一片，为祖国的地理学培养人才。出野外几乎是除了必备的东西以外，其他的基本就没有。当时周先生带着一个班的学生出野外，大家都是徒步出去，一路上遇山过山，遇河渡河。当时根本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有一双脚。有时碰到毛驴车，就算是万幸了。他们每天都会走很长很长的路，一路走来，一路讲。一刻学习的机会也没有放弃过，一次给学生进行实践的机会也没有疏松过。晚上如果在野外的话经常是在破庙破房子中休息，他会把男生女生分开，安排好大家，然后自己先熟悉周围的环境，安排大家吃饭，休息。他也是一样和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这时的当年很多学生都很感动，正是这股劲使得大家形成了一种学习的动力。使得北师大的自然地理一直遥遥领先。

当年在遥感技术还没真正在中国出现时，周廷儒先生已经开始投身这一领域。当时他的年岁已经很大了，记得当时在北大有关于遥感方面的讲座，周先生就鼓励自己的学生和他一起去听课。让他的学生第一时间开始接触了遥感，这一后来对地理学起到开天辟地的领域。这也使得北师大的遥感一直在全国各个领域遥遥领先。记得当时周先生一位学生的家人得了病住院，周先生在第一时间要求自己留守医院，让自己的学生去北大上课。就是这样对学生的关怀和鼓励。这样一学期下来周先生积累了整整一厚本遥感笔记。

张兰生先生记忆最深刻的是刚刚来到北师大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他是周廷儒先生的助教。当时又一次生病，由于刚开始没有细致的检查，导致病情加重，后来才发现是阑尾炎。刚刚做完手术，躺在空落落的病房里，举目无亲。一个人在北京，生病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可是让张先生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周先生来看望他。周先生作为张先生的长辈，对他很是关心。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张先生的激动与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作为系主任的周先生对张先生来说是领导更是长辈，他说他从来不怕周先生，因为他把周先生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张先生回忆说当时北师大的地理系在全校是一个小系，但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系主任家里可以安装电话。可以想象上世纪建国初期电话的安装是非常的紧张的。全校很多系主任家里面都有电话，但是周先生家里面却没有安装。很多人都为周先生抱不平，但是周先生却从来不计较这些。

张先生最为周先生抱不平的是前北师大地理系主任黄国彰由于一些原因被打成右派，后来调往陕西师范大学，从此与北师大成为陌路。后来北师大地理系没有了系主任。在一年快要开学的时候突然上层来了一道通知，任命周廷儒先生为北师大地理系代主任。这一“代”就是很多年。是周先生做的不好，还是周先生不适合？都不是，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一般情况下代系主任只是临时的，不会让人家一做就是几年。说到这里张先生对周先生的大度，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周先生做了30年的地理系主任，没有人把他当领导，他也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任期很长，即使除去文革十年，也有20年，尤其是1952—1966年对地理系贡献很多。在特殊历史时期，周先生也受到批斗。当时学校有句“秘书专政”，全校都是这个风气，所以许多实际工作，他没有去过问。1956—1960年，与苏联专家一起进行野外考察，1966年文革时因此被认为“出卖中国情报”而被批斗。这是一点关于周先生座位地理系主任的不幸遭遇。但在地理系的建设、地理学科的性质上，周先生始终把握住了方向。1958年大跃进，教学改革之风泛滥，同学中有“砸烂地理系”的口号。当时分两派，一派要废地理系，而另一派则是保地理系。周先生是保地理系的领导者，因为他才有了今天的师大地理存在和发展。当时地理系着重地理教师培养，也培养了许多中学特级教师，分布在北京很多中学。后来放弃了这块阵地，开始重视科学研究。因为1956年成立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师范是国家之重，但有了继承者，而学术是大学的地位，所以搞学术也是一个大学发展之路。对于地理学科的性质，周先生一直坚持“地理学是综合的”。他有形象的比喻：综合是地理学的指挥棒。乐队里，各种乐器都有，但指挥棒是最有用的，没有了指挥棒，各种乐器都发声，将会有多杂乱无章！因此也把握住了系的方向，就是综合。

师大地理系能站在同行之列，与中国地理研究所从来没有脱节，与科学院接得上，与整个地学研究都能很好的衔接，都是周先生的功劳。也因为周先生，师大地理系才能够参加国家重大项目，参与中国重要地理研究，如铁路选线。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主持过中苏合作的新疆地貌勘探项目，周先生参加其中，是新疆地貌组组长，带了我们息的许多老师去新疆考察。在科学院的帮助下，在周先生的领导下，我们地理系保持了学术地位。

当然周先生对地理系教学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学校过一段时间，就要制定一次教学计划。周老师在解放前的学习工作，以及在美国很长时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为我们地理系课程设置提供有力的帮助。每一次课程计划修订，周老师都会参与。

    在周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主要的工作有党员副主任管理。周先生把握着系发展的大方向、人才培养的大方向。周先生工作要求严格，尤其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

在张先生和周先生共事的许多年里，很多事情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周先生可以下决定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条件决定的。周先生是九三学社的成员。当时在北师大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秘书专政。张先生说到这里感到现在我们遇到了好时期，并不像当时周先生那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于管理系方面由于张先生不是很了解，张先生并没有做很详细的阐述。

在学科建设方面周先生可以说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周先生兼有北师大系主任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角色。很多国家重大的地理学方面的项目正是由于周先生的关系，北师大才进入的，这使得北师大的地理一直和中国最前沿的进展没有脱节。并使得北师大的地理系保持了领先。

后来周先生投身古地理学的研究，使得北师大地理系有了古地理这一方向，并在全国保持了先进。

徐小奇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06级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 本科生

2009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