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二月初，跟着院领导和周先生的子女到小汤山去看周先生塑像的模型。很佩服那位艺术家，能凭着几张平面照片，不仅复原出周先生的形象，而且能从中看出周先生的神情：厚重的鼻子、嘴唇，深度近视镜后面永远带着一丝笑意的眼睛，平和、不争、为人和善。
往事真个并未如烟而散。
我从1952年夏季开始，担任周先生的助教，五十多年追随左右，历时不可谓不久，但从来没有见过周先生发怒，也从来没有听见他在背后数落过任何人的不是。52年秋季开学以后，校长室出布告，任命“周廷儒代地理系主任”这个“代”字挂了两三个学期都没有去掉。别人为周先生感到不平，周先生自己没介意。
五十年代，校内共产党员不多。全校只建有一个党总支，教务长任总支书记，陈垣校长还没有入党，各系的系主任大都是党外人士，但都为他们配有年青的助手，名义是“系秘书”。许多系主任在工作中都与秘书发生矛盾，于是到了57年“鸣放”期间，就有了“系主任有职无权”、“系秘书专政”之类的言论，多位系主任戴上右派帽子，甚至以后在文革期间自杀。周先生跟我们系的历届系秘书都没有发生过大矛盾，即便在文革时期，虽也遭到批斗、劳改，却始终没有接到过正式免职的命令，空前地创下掌系务达三十年之久地记录。
58至60年的“运动”中，有一项是“拔白旗”——打到资产阶级权威。周先生自然是系里第一号大白旗，是“拔”的对象。不过，运动最初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认识不深，都以为只是一场学术辩论。系里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地理学有什么用处，地理系何去何从。提出来的最激进的反方意见是“砸烂”地理系。周先生当然是站在正方，竭力为地理学作辩护的一方。有这么一个比喻，将地理学的地位看作是交响乐团中执在乐团指挥手中的那根指挥棒，乐团得有各式各样得乐器来组成：体积庞大的、声音震耳欲聋的，等等，相形之下，指挥棒很小，很轻，也不发声，但却起着统帅全局的作用。这样的比喻在当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又出现了“不要这根指挥棒”的呼叫声，及至辩论变成了批判，双方也就难以再对垒了。不过，白旗最终算是“拔”掉了没有，似乎也不太清楚。当时党委书记亲临现场的全校重要批判对象是“伪科学”——心理学。地理学还排不上校一级的号。
“文化大革命”来临，行动就暴烈得多了。周先生自然免不了得挂牌子、罚跪请罪、列入牛鬼蛇神队伍。“解放”出来后，曾一度下放到学校化工厂劳动，当时，我已先在化工厂当钳工。很感谢这两年又七个月的钳工生涯，不但使我结识了不少工人师傅朋友，受到“再教育”，而且掌握了不少实用技术，以后家里水电门窗出毛病我都自己解决，不必请求外援了。周先生当然不能干重体力工作了，分配给他的任务是管理工具。工人师傅和我们这些徒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工具房，按照当天分派的任务领取所需工具：钻头、搬子、锯条、榔头、锉刀等等。周先生的工作看似轻松，实际上却辛苦，要比我们到得早，开窗坐等我们领物品；要比我们走得晚，要等我们还清工具、核对无误之后才能离开。干这件差使还得经过一番不轻松的学习：钻头有各种不同口径的，搬子有不同号码的，我们在窗外报一个名称或是递一张条子，周先生就得眯着他的深度近视眼从一排排的工具架上为我们找出相应的物件来。不记得周先生在那间工具房里坐了多少日子了，比我离开得早。工人师傅们的反映是“这个周老头不错”。
七十年代后期，大家陆续回到系里，没有为周先生安排教学任务。周先生在六十年代初期创建的为开展古地理研究所需的几个实验室，里面的仪器设备都还没有来得及组装便已陈旧、报废了。周先生没有灰心，每天早晨拎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笔记本、一些食物，到地质部资料馆去借阅和摘录资料，到闭馆才回来。数年如一日，就是这样的积累，最后才得以完成他的那两本古地理专著。
周先生1980年就已经当选为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即现在所称的“院士”。在师大，这样老资格的院士真是凤毛麟角了。可是说一句有点抱不平的话，现在院士们所享受的待遇和物质优惠，周先生都没有得到过。地理系在师大一向是个小系，所谓“小”不仅指规模，也意味着在校内的地位。有过这么一件事：从前家里要是装个电话机，可真是奢华的事，不仅只是通讯方便，更意味着身份、地位。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不少系主任家里装上电话机了，周先生家里却没有。周先生提起了一下，得到的只是更多的不愉快。现在周先生的塑像得以安放在生地楼前，受后来学子的景仰，也该是一种身后的荣誉与慰籍了。
在中国地理学界，周先生是以地貌学家、古地理学家著称。从天山夷平面抬升高度与山地最大降雨带的关系来解释天山冰川地貌的发育与冰期的关系；认为中国东部山地一般不存在冰川发育条件的见解；以及中国自然环境从第三纪行星风系格局向第四纪季风格局转移过程的推断等等，都是地学界公认的周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这些都是“纯自然”的，不涉及社会、人文，但实际上周先生那一辈的不少老先生原都应该称为是地理学家的。周先生获得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硕士学位的论文，讨论的是祁连山地的山牧季移，山地草场是自然存在，牧放季移却是人类对自然的适应，所以这篇文章是真正以研究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理学论文。以后之所以只谈地貌发育、只谈人类社会还没有出现以前的古地理，或许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适应”吧。
52年夏，初到北京之时，我在这里一无亲戚，二无朋友——还来不及交上新朋友。周先生有时也邀我参加他家的一些活动。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到长安戏院看京戏，当时在长安演出的都是顶尖名角，老生不是马就是谭，旦角不是梅就是程，至少也是赵燕侠。那天演出的戏码已经不记得了，突出使人难忘的是当时周先生家庭成员中还有一位是处在“幼前”阶段。不论你多大来头的名角，在幼前孩子的面前也实在是等闲了。所以演出未半，虽然管弦嘈杂甚至锣鼓震耳，她已经无动于衷，横在周先生膝上入睡了，好在当时周先生还只是四十二三岁，不难在散场后抱着她走回石驸马大街去。
就在这一年秋天，周先生为四年级同学开《中国自然地理》课程，每周上课4－6小时，没有教科书，参政书也难找，英美作家的著作正遭批判。部门地理大系可以借鉴苏联老大哥的教材——以后并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为教科书——《中自》不具备这样的方便。白手起家，几乎每天都处在无隔夜之粮的窘迫状态中。后来建立了一个模式：周先生收集资料写讲稿应付上讲台。讲稿交给我整理、调饰后再送去打印，作为讲义发给同学，这样，紧张状态稍得缓舒。可是没多久我却进了医院，原只是阑尾炎，大夫误诊耽误了时间，及至送医院，已经是大面积腹膜炎。躺在病床上天天数着挂瓶里从滴嘴滴入瓶中的药液，令人焦急。探视时间，左右病床都一拨拨有人来看望，又倍使人感到孤独，可是及至周先生来到我床前时，不安的心情却是更为强烈了，正在工作繁忙的时刻，我这个助教不能分忧，反而要劳累他抽时间来看望我！周先生是一再安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但是我知道这个不要紧后面的紧要状态。
周先生身体很好，称得上是壮健。七十以后有糖尿病，但不严重。后来有一件悲惨的事件对他健康影响很大。79年底80年初，学会刚刚恢复工作，又正逢建会七十周年喜庆，在广州召开代表大会，我跟周先生一起去参加，见过许多老朋友，大家都十分高兴之际，系里来一个长途，指名要我而不要周先生接。电话告诉我，周先生在师大实验小学二年级上学的孙子，被相邻单位一个年青人拐骗失踪，孩子尸体在崇文门外体育馆旁一个旧工厂烟囱中发现。叫我不要告诉周先生，好好照顾他，回京之后再说。这件惨案后来打官司拖了很久，犯罪方的家长强调他们的儿子有精神病，如果属实，就可以免于死刑了，周家自然是对此提出责疑。当时有一位办案人员说过一句很使人不以为然的话：“你们一边是书记，一边是教授，我们多么难”。似乎如果有一边再弱势一点，自然就容易解决了！最后那个青年罪犯还是被鉴定为有精神病，周家获得一个生育指标，所以周先生后来有了一个孙女来替代她哥哥的位置。
八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四五个人到周先生家里去祝贺。在此之前，周先生已经几次出入于友谊医院。那一天，他也不能出门，坐在沙发上，背后墙上贴了一个“寿”字——记不得是谁的手笔——我们围坐左右，宣传部小曹来拍了几张相片——也许就是周先生生前最后的照片了吧。
总想写几句话来表达自己对周先生的敬意和缅怀，最好是歆文，可以琅琅上口，可是实在是缺乏创新能力，写不出来。左思右想之际，忽然记起童年时父亲教我读古文，从左传到唐宋大家，其中有一篇是讲到两千年前周先生的一位同乡的。严子陵钓台就在富春江畔，周先生也已经归葬故里，人事代谢，江山依旧。那篇文章的内容是记不清了，最后的四句歌却仍然背得出来。范仲淹不会来申讨我侵犯知识产权，不妨就借用了吧，周先生学具卓识，恂恂君子，也当得起这几句赞词。词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