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
北师大六十年代初期系一级领导机制是在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后来高校工作六十条制定出来，学校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系一级则改为系主任负责制，而党总支的职责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但无论领导体制怎样，周先生他始终相信党、服从和依靠党的领导，系行政中许多重要的事情他都主动地向党总支请示 汇 报。我曾多次对他讲过：“您是系主任，又是专家教授，系行政方面的事，尤其是教学科研领域的事，不必事事向总支请示 汇 报。再说，我不是地理专业毕业的，对地理科研与教学是外行，这方面的计划、规划与研究，要靠你来制定与实践。你就大胆做主，敢于开展工作吧！”他对此也感到满意。一次我在系里召开老教师座谈会上传达周总理在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时，他激动地说到，“党对我们这些党外人士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给予莫大的信任，充分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英明正确，我一定要努力做好系主任工作，争取入党。”
周廷儒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理科学专家，又是大学教授，他的入党申请得到校党委的关注，我是他的入党联系人。那个时期对入党申请者要求很高，尤其对党外老教师，总认为他们来自旧社会，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历史情况复杂。由于周先生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校级地理课教官，就更要严格审查了。经过几年的内查外调，多次谈心，我们认为他的入党动机是正确的，态度是真诚的。至于那段“教官”的历史，应属于业务性的一般历史问题，不影响他入党。从表现上看，他的思想、人品是好的，长期靠拢党组织，坚持要求进步，对一位老知识分子来说，实 在 难得。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他知识渊博，精益求精，堪称楷模，做系主任工作认真负责。在野外工作时，能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年轻师生的表率。比如，有的教师反映，周先生在几次去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吃住方面都不要求特殊照顾，能与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中带头行动，不畏艰险。一次因骑马不慎摔伤，仍坚持操作，等等。
因此，经党总支与校党委组织部、统战部慎重研究，基本上同意他入党。但对周先生这样的专家入党，在那时还要报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审定。上级组织虽然同意我校党委的意见，但认为仍需再考察、考验一段时间。这样一拖，“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先生的入党问题自然就搁浅了。
我与周先生关系密切，不仅仅是由于工作方面的接触，也算是有“师生”的情谊。我是党总支书记，他是党外系主任，在那个强调“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的年代里，我在他眼里是“领导”，而他在我眼里却是“老师”。我明白，外行只凭党的政策、指示行事是很难做好工作的。当时蒋南翔任教育部部长，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到：高校中党的基层干部要想能在高等学府里站的住脚，就必须钻研本门业务知识向内行学习，努力把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否则会被历史所淘汰（大意）。因此，我下决心学习地理方面的科学知识。由于我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首先学习中外经济地理，继而又对地质地貌感兴趣，特别是对古地理情有独钟。我除了跟班听课，参加学生的野外实习外，再就是有空到周先生家去向他请教有关古地理的知识。他很高兴我对古地理感兴趣，除了送我一些有关资料外，还认真地给我讲过几次“家庭教学”课，我也乐得能有此良机聆听古地理专家的亲自讲授。此时，他确实是老师，我是学生了。一次讲授完毕，我们还兴致勃勃地在他住所门口合影留念（由他夫人拍摄）。这张照片照得非常好，俩人都非常开心地笑着。可惜的是这一珍贵照片，在文革中，红卫兵抄我家时把它没收了。在批斗我时，还说这张照片是周张二人国共合作共同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物证”，真乃可笑之极。
文化大革命中，我与周先生真是共患难了。他是系里最大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是系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与他，还有系里另外几个老教师以及几个所谓有重大历史问题或戴有资本家头衔的，共八人关押在一个教室里。白天，除了挨批斗审讯外，就是劳动改造或在室内学毛选。好在，当造反派（大都是学生，也有个别行政职员）不在场时，我们这些人尚可说几句话。周先生年龄比我大得多，我关注他的身体状况，望他劳改时留有余地，他关注我的情绪，要我多想想未来。当造反派分别审讯我俩，要我们互相揭发，交待所谓“罪行”时，可以无愧于心地说，我俩都没有讲什么违心的话，没有伤害对方。这也是我们俩文革后仍能成为好朋友的关键。
大约到 1972 年，我与周先生都“解放”了，都恢复原职，又在一起共事近两年。到 1974 年初，因为工作需要，党委将我调离地理系，派到别的系任党委总书记。临走前，我还特意到周先生家去告辞，彼此祝福，依依惜别。不久，我听说他终于如愿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兴地向他表示祝贺。再后来，当得知他因病逝世，我感到十分悲痛。
周廷儒院士对我国地理科学，尤其是古地理方面的研究，造诣很深，成绩斐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逝世后，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周廷儒文集》。系里任森厚教授见我问道：想不想要这本书。我说：“当然想要。”我拿到这本书后，认真地进行了阅读，这不仅使我进一步从中学到不少有关古地理方面的新知识、新成果，也由此而引发我对周廷儒先生的崇敬与怀念。特写此文，永 志 不忘。
张鸿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