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理学在中国地质学方面的萌芽可能是从北京大学葛利普教授(A.M.GRABAU)开始的。从1920年代以来在他讲授的“中国地层学”一课中，把古生代以来每一地质时期的海侵的方向、范围都以海陆对比的形式表达出来(见中国地层学 Stratigraphy of China一书)。这些图上大海的位置和今天不同，往往是横跨大陆，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那一幅幅简明的海陆分布图，使初学地质和地理的人，不无骄傲和自豪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懂得以前的地球和今天的世界不一样的人。这一最鲜明的特色使地球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如化学、物理学。这些极富想像力的认识，曾大大的提高了作为一个地学工作者的悟性和使命感。虽然那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故事了，但它的启示作用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到1945年，中国人民迎来了八年艰苦抗战的胜利。每一个中国人都迎来了重新开始一次自己审视生活和思考的机遇。人们会很自然的要总结一下自己过去历史的经历，去探索未来的方向。中国地质科学的历史，如果从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立算起已经30年了，到了一个需要总结和表达30年来全国所有地质工作者的贡献的时候了。一切地质工作在全部完成之后，它最终的表现就是一幅地质图。黄汲清先生在以往地质图的基础上，利用地质调查所及其他单位所有地质调查报告和其中所附地质图件的有利条件，开始从原始资料编制全国1:100万分幅地质图。与此同时他想到了编制中国古地理图。因为那是这些成果的又进一步的概括。黄汲清先生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支持下请刘鸿允、夏西蒙(后来改做其他工作)两先生协助编制中国古地理图。这就是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地理图集》(1955)。如果我们稍加抽象，还可以从这本图集中找到葛利普中国地层学中古地理图的影子。当时刘鸿允先生只作到三叠纪，就因为更新的地质时代的资料太少而没有做了。后来崔克信先生的《中国西南区域古地理及其演化图集》(2004)也是作到三叠纪，但王鸿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地理图集》(1986)中有新第生代第三纪和第四纪的古地理图幅。
古地理图是所有地质工作完成之后对一个地区(或全球)认识的集中表现。由于新生代和现代在时间上接近，所以综合性的、统一的古地理研究是地质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甚至于涉及其他学科的一个十分重要但又难度较大的课题，是一种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的学科。所以在新生代研究方面仅裴文中先生依据古脊椎动物研究结果做过中国第四纪时期动物分区。在其他单项研究方面除植物的分布图外就很少有了。至于综合性的古地理研究更是缺乏，所以杨钟键、尹赞勋、裴文中诸位新生代地质界的前辈们都希望能看到中国自己的以陆相地层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以来，特别是第四纪以来的古地理图的出现。这是中国地质界、地理界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对于新生代特别是第四纪的古地理图，前苏联和俄罗斯最为擅长。1980年代葛拉西莫夫院士曾赠我一本新编的古地理图集，后来地理所的维利契科教授于2000年在南非召开的第Ⅻ界INQUA大会上展示了新的古地理图多幅。但是俄罗斯，包括北欧以及北美等地科学家所提出的古地理图基本上是以冰盖的进(扩大)退(缩小)为主线的冰雪圈的古地理图。
而法国学者Nicol Petit-Maire 精心绘制的北非的古地理图，是以干旱与湿润的分布变化为其主要内容。但最为深入、细致和有特色的古地理图，当推美国布朗大学韦布(Thompson Webb Ⅲ)所做美国东部植被演替图。虽然图中也涉及其他方面但是终归是一种专门性的古地理图和古地理研究。所以不仅在1960年代就是在今天如果需要找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可供中国地学工作者参考的，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模式确实是一件难事。它是一个需要自己创新的工作。
通过长期实践，周廷儒先生认为现代自然地理环境有它的继承性和演变过程，需要查明自然地理的发展历史，才能对现代规律有深入的认识，从而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向，因而提出了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发展方向。
他早在1960年就提出“研究过去是为了了解现在，也是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这一颇具超前性的古地理研究方向(“中国第三纪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0(2)：63－78)。周先生于196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了“新生代古地理研究室”，这是在国内最早，可能在国际上也是较早的一个这类的研究室（1980年我访问德国波恩大学Schwargbach教授时他说他那个古地理气候研究室在欧洲是第一个。）1982年周廷儒先生的《古地理学》一书问世，这是奠定一门学科的科学理论基础。周廷儒先生的古地理学的思想在不断的随时代前进。他在逝世前不久还提出“研究过去环境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是认识现代环境和预测未来环境发展趋势的前提与基础。”（环境古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开展地理环境学的预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增刊，8－12页）。他实际上是对中国的环境古地理问题和预测问题关注较多也是较早的一位先行者。”审视近些年来国际上地球科学发展的趋势，从IGBP，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的兴起到综合的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的建立，其主要指导学术思想也是与周先生在1960年提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研究相符合的。
周廷儒先生一生不仅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和研究，而且亲自授课和著书立说。所以他是一位真正的古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他还培养了许多古地理学研究的精英。这些人继承和发展了周廷儒先生的学术思想，从新代古地理研究室发展建立了“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了周先生研究过去环境、认识现代环境和预测未来环境的思想。而周先生这一思想及其发展的底蕴，和曾昭璇教授在其所著的《岭南研学记》中所倡导的，地学工作者要有“长期野外工作的锻炼，博览中外古今书刊，努力创新精神” 的岭南地理学派优良学风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周先生学术渊源的一个很好的实证。
这使我想起周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有自己学术特色的，不断发展的，并能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学术单位和传统的意义。在纪念周廷儒先生的时候，使我特别想到保持一个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性。世界上许多科学的发展常常是来自有学术传统的实验室的创新。而创新所必须的杰出人才是从有学术传统的实验室中生长出来的。周廷儒先生所倡导和建立的古地理学，和他所建立的从新生代古地理学研究室到“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重点实验室（教育部）这一学术传承，不仅在地理科学方面开辟了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而且在整个科学界、地球科学界也树立了一个模式。就是：科学传承是和科学创新并肩而行的。
在198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第Ⅺ届国际第四纪研究大会（Ⅺ INQUA congress）时我有幸与周廷儒先生同行。一路上深得周先生的教诲与协助。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乐于助人。那时我们许多人都是初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多以英文讲述，而这些论文的英语大多不是十分流畅。所以我曾十分冒昧的请周先生予以指导。没想到周先生毫不推辞，热心的为许多位同志修改、指导论文的讲稿。这种爱护后辈、谆谆善诱和与人同舟共济的精神至为感人，使我永远难忘。
周先生离开我们快20年了，在周廷儒先生铜像揭幕之际，仿佛他那和善的笑容依然如在眼前，就像我们在那遥远的莫斯科时在一起讨论第四古地理科学的未来的时候那样，赤诚、谦虚、坚定、富于远见。他毫不匆忙的完成了别人难以完成的科学事业。现在他所建立的古地理学事业，已经树立并且非常有力的传承下来，并且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宏大的科学积累和力量，这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