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秦皇岛。我上小学时很喜欢地理课，可以说，地理课打开了我认识世界的窗口，也激发了我对地球科学的热爱。上中学时，地理课的内容更加丰富，理论更加深刻，更激发了我对地球科学的热爱与向往，虽然当时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我还是对地理情有独钟。196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终于实现了我的理想。

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座著名的高等学府，而地理系也是根基雄厚，名师辈出。从1964年秋到1966年夏，两年期间我学了一些有关自然地理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其中主要的是普通地质学与地貌学，以及气象学、气候学与水文学等几门课程。这两年还参加过地理系组织的学术讲座，亲身聆听著名的地理学家、我们北师大地理系系主任周廷儒教授的教诲，还听过周先生请来的我国著名的冰川学家施雅风教授的关于中国冰川的学术报告，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招收了一批研究生，其中地理系主任周廷儒先生也招收了研究生。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暗下决心，好好学习，争取本科毕业后也报考周先生的研究生。

非常不幸的是1966年6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而北京师范大学则是中心的几个主要漩涡之一。十年浩劫，北京师范大学不但不能幸免，而且是重灾区。好在我是有心人，不忘自己的专业，大学所有的教材讲义一本没扔，而且还从高年级同学抛弃的教材中选了一些有用的保留下来，其中有一本是五年级同学留下的周廷儒教授编著的《中国新古代古地理》的讲义。

1972年，我毕业分配回到家乡秦皇岛二中当中学地理教师，为了备课，经常查阅大学时的教材和讲义，其中包括周先生编著的《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讲义。当时我对周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认识虽然还很肤浅，但周先生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学术造诣，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讲义，就是后来我报考周先生研究生的又一机缘。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我的母校地理系主任周廷儒教授作为著名科学家出席了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这次大会对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给我很大振奋。没有多久，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制度，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周廷儒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初试录取后去北京师大复试，后因各种原因停招。1979年我又一次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周廷儒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并被录取，这时周先生已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院士）。这次一共录取3名考生。

研究生入学后不久，非常难得的机遇是周廷儒教授到秦皇岛市进行野外科学考察，我试探性询问是否可以同行，得到周先生的同意，真是喜出望外。在秦皇岛市进行野外科学考察期间，受周先生亲自指导，受益很多，感触很深。秦皇岛市是我的家乡，有些地方都去过，也有些认识，但是在野外科学考察时，听了周先生的分析与阐述，受周先生的指导和启发，才恍然大悟其中的科学道理。这次野外科学考察为我做硕士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在学习研究生课程当中，不但有本校的教师授课，而且周先生还给我们请来中科院、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著名专家学者为我们授课，真是师从名门，受益匪浅。在学习研究生选修课程当中，周先生还征求我们3位研究生的意见。我当时提出：为了解决今后野外考察中有可能遇到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问题，建议开设有关课程。周先生采纳我的建议，并请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明镇研究员（当时也是中科院学部委员），还有其他几位著名的专家学者给我们讲授“古脊椎动物化石”这门课。我们经名师指教，大开眼界，也为我以后作硕士论文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这时周先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作为地理系主任和著名的地理学家事务繁忙，但仍坚持给我们研究生讲专业课并直接指导我们三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使我们很受感动，也受益终生。

由于受周先生带我到秦皇岛进行野外科学考察的影响，也有我热爱家乡意识的作用，我选择了“关于秦皇岛新生代古地理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周先生对于我如何做好毕业论文给予了具体深入的指导。真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于1981年6月21日开始毕业论文野外考察，第二天就在秦皇岛北部抚宁县下平山公社山羊寨村小南山石灰石采石场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堆满古哺乳动物化石的石灰岩洞穴，惊喜之余我立即找到采石场的负责人，向他说明了这些化石的珍贵的科学价值，请求他们给与保护。第二天我给母校地理系打电话汇报此事。周先生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年轻的郭宪璞老师到秦皇岛了解具体情况。郭老师到现场考察并带回几块化石标本。过了几天周先生又派刘清泗老师来秦皇岛帮助我工作。8月份周先生到北戴河北京工人疗养院休息疗养，还专门到发现化石的现场亲临指导。后经周先生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联系协商，由该所派出黄万波、郑绍华二位研究人员与母校古地理研究室李华章先生和我共四人组成化石挖掘小组，合作挖掘、研究这些化石。经过十几天的艰苦工作，在秦皇岛市委书记赵衡同志和秦皇岛市科协副主席王幼芬同志等地方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共挖掘出几十箱含有化石的材料，并将其运回北京母校。我们回京后，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又派了技工师傅将含有化石的石料仔细剖去岩石泥沙，共得化石标本共二百余件。

这些化石标本，经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郑绍华二位先生鉴定共有32个动物类型，其中哺乳动物占绝大多数，但也有鸟类和昆虫；在哺乳动物中既有犀牛、牛、鹿、兔等食草动物，也有虎、狼、豺等肉食动物，还有熊等杂食动物。这些动物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物群，我给它起个名字叫“秦皇岛山羊寨动物群”。后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虎侯先生做石英热释光绝对年龄实验，这些化石已有大约20万年了，与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动物群后期相似。为了深入研究这个动物群的生存环境，周先生让我在孢粉实验室作了孢粉分析实验，经刘秋芳老师鉴定，当时是落叶阔叶林的植被，气候温湿，但已向晾干演化。

我的毕业论文还包括第三纪红色风化壳的发育及形成环境，早更新世地貌演化，晚更新世寒冻风化地貌及其形成环境，全新世海岸变迁与环境演化等几个问题。我在研究秦皇岛早第三纪红色风化壳的发育及形成环境的研究中，先后做了几项实验，包括粘土PH值分析、粘土化学元素全分析、粘土矿物X光衍射分析和差热曲线分析等，其结果说明早第三纪时秦皇岛是南亚热带气候，与周先生著作中当时这一带属于北亚热带的观点并不一致。为慎重起见，我到时任石油部石油勘探研究院总工程师的李德生先生那里，经他特批，找到渤海油田勘探时取出岩芯的孢粉试验分析资料。据这些资料记载，当时这里植被中有樟和棕榈，也说明这里当时是南亚热带。对此，我很为难，只好婉转地询问周先生的意见。周先生问我“实验是不是可靠？”我回答：“几项实验是在不同单位的实验室做的，结果却都一致，因此是可靠的。”周先生鼓励我说：“只要实验可靠，就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科学重的是证据。”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周先生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宽阔的胸怀令我十分感动，至今难忘。

1982年春天，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由于事先周先生作了周密的指导，也由于我的论文的五个部分中，有“秦皇岛山羊寨动物群及其生存环境”这个重点与精华部分，因此答辩很顺利。主持答辩的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罗来兴先生给了很高的评语，特别是指出“作者对山羊寨动物群的发现，对研究本区中更新世晚期的地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的确，我国华北和东北都发现有中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堆积，而秦皇岛位于华北与东北两大地区过渡的辽西走廊西部，在这里发现哺乳动物化石还是首次，填补了科学上的空白，意义非同寻常。

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又回到家乡，在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工作，由研究古环境转移到研究现代环境，而这珍贵的化石全部留在母校了。发现这些化石的秦皇岛市抚宁县柳江盆地已于1997年建立了省级地质自然保护区，2001年建立国家地质公园，2006年地质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山羊寨动物群化石的发现地点小南山成为自然保护区和地质公园的重要保护地点。

1989年夏天，我尊敬的导师周廷儒先生逝世了。噩耗传来，我十分悲痛，立即从秦皇岛赶到北京，参加了周廷儒先生的悼念与告别活动，以表达我的怀念。转眼，周先生逝世已十七年了，每当我回想起周先生的音容笑貌，真的十分怀念。周先生的严谨学风、渊博的学识和培养后学的大家风范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我。1982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生态保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一直牢记周先生的言传身教，积极工作，严谨治学，努力为保护人类的家园——地球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