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学老前辈之中，先生对自然地理方方面面的全面深刻的修养是最让我敬佩之处。先生不是那种说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看似知识全面其实不甚深入之人，而是对无论动物、植物、土壤等均有很深入具体的掌握，更不用说地貌、第四纪及新生代古地理学了。这些方面的论著，其研究之深、涉及之广，至今仍倍受学界推崇遵循。每当涉及相关研究课题，先生的著作都是我首先必读的文章，不仅仅从中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从其治学思想和方法上得到启发。
先生为人正派，性情耿直，对学问孜孜以求，不为学术之外的世界所动。在研究新生代大地理专题时，一个大学者就像刚入门的年青人一样亲自到图书馆资料室查找资料，其废寝忘食之事，时有耳闻，令我十分景仰，也激励我们以实际行动
先生性格顽强，能强忍悲痛，遇伤心事也能沉着以对。记得先生之孙 ( 或是外孙 ) 遭遇不幸时，我当时极为担心，怕先生难以承受。但先生虽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身心倍受摧残，也终于度过难关，在求学研究上仍不断建树，实在令人钦佩。
先生离我们而去已近廿年了，我的怀念是深刻而久远的，再多的钦佩、感动之词也不能使先生回到世间，还是藏在心底吧。而我也已垂垂老已，总觉得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其同辈中只有少数人可以企及，后辈中无人能及，只望后辈的后辈中有人可以企及。
在先生一生的追求中，最令人难忘而值得尊敬的是对学术真理的追求，无怨无悔。先生早年在大巴山工作时，认为山体上部一些勺形凹地像是冰斗，并撰文发表。解放后先生得以在确实经受冰川作用的阿尔泰山做野外考察，两相对比，先生否定了自己对大巴山地貌问题的某些看法，并光明磊落的予以声明。先生此举可以说是学界的追求真理的一盏明灯，在学术界是罕见的。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急需这种精神与弄虚作假做斗争。譬如，一些人十分乐此不疲地在中国各地做“古冰川发现”，把严肃的地貌第四纪科学当作儿戏，当作可以随意玩弄的东西。当他们宣布在某某地方发现古冰川时，可以根本不去回答古雪线在哪里这些必须回答的严肃问题，对古冰川所具备的环境条件等一概不予理睬，不予回答。记得当有人问某一大权威此类问题时，答曰：“现在尽管发现哪里有古冰川，其他问题以后再说！”说这话的时间已过去 50 年了，有谁站出来回答庐山
最近又有一位在加拿大工作的一位华人称在内蒙古高原上发现和加拿大劳伦泰冰盖作用区很相似的冰川地貌，故蒙古高原上也有过大冰盖，整个黄土高原也是冰盖外围产物。请问当时雪线何在？有可靠的环境数据吗？有年代数据吗？没有！看到这些科学水平极低的报导会以为时光又回到了上世纪早、中期，无需可靠的证据，仅凭形态上的相似或既不像也不沾边的空想就可以写文章、发报导。这刚好切中了一群媒体、记者到处寻找“新奇”的心理，很容易就成为了“新闻报纸科学家（ news paper scientist ）” , 而离真正的科学家越来越远。个别政府官员也乐于为开展旅游造势而迎合“新奇”。如多年以前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有关于山顶发现锅穴的报导，中央电视台请我参与对此锅穴的成因讨论。我在现场看到种种证据后认为与长时间的寒冻风化及强烈的风蚀作用有关；而前面提到的地科院的“冰川学家”则认为是“冰臼”，是大冰盖的证据。在酒席宴间，地方的副市长表态说，“要说是风的侵蚀，赤峰地区有的是风，所谓‘一年一场风，一场吹四季'，真是不稀奇；但如果说是冰川所为，没听说过，很稀奇！我看众多锅穴就说是冰川的吧。”于是“冰川锅穴”之说即在当地广播和报纸上铺天盖地而来。 在虚假、违心很是盛行的现在，我们呼唤为追求科学真理而无私无畏的精神，用光明磊落去鞭笞用粗制滥造混迹科学界的“报纸科学家”们，还科学界一个清澈的科研环境，还周先生用行动所树立的追求真理、屏弃不实的科学作风，为地理学的大发展创造踏实的环境。果如此，则先生在天之灵才会倍感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