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的年代中成长

青少年时期的周廷儒，生活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中。他的出世，给一个不算富庶的小商家庭带来了欢乐和苦恼。父亲的过早去世，使小学刚毕业的周廷儒，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不得不远离家乡到三四百里以外的一个教会中学去读书，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学业一直非常优良。为了贴补伙食费用，他利用课余时间，靠帮助教师批改低年级的英语作业和试卷来赚点钱，中学毕业后他就开始了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青少年时代的周廷儒，就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又激起他继续求学的心愿，他觉得只有学好本领，才能报效祖国。这时正值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在浙江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独占鳌头(在50名考生中，只录取5名)，从此周廷儒走进了这所名牌高等学府。在外国专家(德国区域地理学家)克雷德纳和地貌学家潘塞、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朱庭祜教授的亲自指导下，经常进行野外实习，在大学的四年学习中，先后考察了广东、广西很多地方，特别是南岭和华南沿海海岸一带。他以“广州白云山地形”的毕业论文，在1933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留校为德籍教授潘塞当助手。两年后由于旧友的聘请，他又到浙江杭州高中担任地理课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到了大后方，在西南联大地理系张席褆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云南西部大理、宾川一带的地貌、古地震，撰写了“云南大理地区的地震与地貌的关系”等研究论文。同时在西南联大史地系讲授“普通自然地理学”课程。1941年，中英庚子赔款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在四川重庆北碚成立。他应聘去担任助理研究员，后又提升为副研究员。他先后参加了“嘉陵江考察队”，并沿江步行了800里，把考察结果撰写成论文和绘制了《嘉陵江曲流分布图》，为以后嘉陵江的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西北史地考察团”是由地理研究所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联合组织的，考察路线由兰州沿湟水谷地过青海湖到柴达木盆地，再翻过祁连山，穿河西走廓到敦煌，沿途搜集资料，最后与李承三教授合作，编写出《青海地理考察纪要》，以及他自己编写的《环青海湖山牧季移》和《从自然现象证明西北历史时期气候之变迁》等论文，这些文章在今天开发大西北中仍有参考价值。

周廷儒先生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条最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学无止境。1946年，他得到了中英庚子赔款补助留学的机会，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校学习深造。这所学校集中了国际地理界很多著名的学者，包括有“文化景观学派”的创始人，美籍德裔学者索尔、美籍瑞典学者莱利等。周先生一面攻读有关的课程，一面在索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他以在西北史地考察中搜集来的，有关祁连山、青海地区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资料为基础，从地理学综合观点出发进行了深入分析。写出“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民族迁移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的论文，受到了索尔教授的高度赞赏，获得硕士学位。周先生正满怀志趣继续攀登博士学位时，听到了我们伟大祖国解放的消息，他沉浸在幸福的时刻里，接着又收到好友、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教授的聘请，毅然闯过重重难关，在1950年初，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他立下誓言，要把知识和才能，无私地奉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真理出自实践

周先生在学生时代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又是一个勤奋进取的好学者。他从事地理教育和科学研究已有50多个春秋，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部分土地，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考察报告和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时常强调要把书本知识学活，让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除了讲授地貌学、测量学、中国自然地理等课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带学生从事野外实习和考察工作，从实践中获得真正的知识，锻炼学生野外工作的能力。

解放初期，周先生与广大教师密切合作，结合工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力。1951年，他参加了内蒙古地区的铁路选线勘察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考察任务。1952年，他又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的华南地貌考察队，这对周先生来讲是旧地重游，很快他就完成了华南地貌区划的考察任务。

1956年至1959年，周先生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苏合作新疆综合考察队”，这次考察规模大，时间长，成果之多实属少见。他们计划第一年考察北疆，采取三条路线，登上阿尔泰山的南坡，两次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又考察了天山北麓玛纳斯河山前等地区。第二年考察了天山山脉，到了哈密及山南山北很多地方，主要考察了地貌、冰川、冻土、草场资源、山前地带的水系等情况，还重点考察了伊犁河谷地带和大小尤尔多斯盆地。第三年考察了南天山、塔里木盆地和塔里木河等。对塔里木河的变化多端，以及在水资源的利用问题上，各有关单位发生了分歧意见，此时，周先生亲自率队考察了塔里木河中游的河道变迁，并与赵济合作，写出了“新疆塔里木河中游的变迁问题”的论文。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在干旱区，由于冰川补给水量及沉积特征而形成的河道变迁的规律性，从而提出对河道整治开发利用的方针，协调了各用水单位的矛盾。此文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当时由苏联科学院翻译成俄文，收集到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昆仑山与塔里木河》一书中。此外，对于博斯腾湖的考察，周先生认为不能只图一时用水，就大量将湖里的水调出去，必须保持湖内一定的水量，否则湖水就会变干，浓缩变咸，鱼要死，芦苇也要枯萎。因此应该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整个湖泊的命运。最后一年的野外工作，主要考察了昆仑山区，对地貌、冰川、火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不断总结考察成果的基础上，他与新疆考察队地貌组的同志合作并由他主编的《新疆地貌》一书，已于197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同行们的好评。

开创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研究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身临其境地观察到大陆、平原、山脉和海洋的巨大变化是做不到的。地球发育史上，短暂的自然现象及其演变，我们虽不能亲见，但可从历史记载，地球本身的遗迹并借助于仪器、分析试验等手段，测出其全部过程。人们利用这些史料和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推论出在以前的地质时期自然界的变化，重建过去的地理环境，这就是古地理。在了解古地理的基本概念后，我们问周廷儒教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在长期从事地貌、区域自然地理的考察和研究中发现，现代地表自然界的每一个特征，都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如果不去查明它的全部历史过程，要想了解现代自然界规律的特点是不可能的。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知道现在。而只有了解现代自然地理过程，才能为预报将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依据。因此，我们研究古地理不仅是为了了解现代，更重要的是为了预报将来。这种预报对于正确从事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实际工作，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周先生寥寥数语，精辟地阐明了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例如，为解决我国东部土壤“南酸北碱”的问题，合理地制订出改造方案，就必须弄清楚过去的形成条件和发生强度，以便了解现代过程的性质和将来的发展方向。再如，研究古地理也有助于解决自然进化问题，以及地球生命起源等理论问题。第三，只有揭示地质时期沉积作用各种条件的演变，才能探明矿床带的形成，这对寻找矿产提供了可靠依据。特别是应用全部古地理知识编制古地理图，能够清楚地阐明沉积矿，如煤、石油、天然气、盐、石膏、外生铀矿等的分布规律。因此，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更具有实际意义，它将为我国寻找经济建设所需的大量资源财富作出贡献。

“如何揭示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面貌?”我们又请教周先生。他回答说：“在第三纪和第四纪时期，自然界给我们遗留下来许多和现代有关的痕迹，易于进行观察和对比，再应用综合的观点和专门的方法(如岩性分析、生物化石的特征、重力计算、重力测量、古地磁和孢粉分析等综合鉴别的方法)重建地球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才能全面了解新生代古地理的面貌。”

周廷儒教授之所以能开创一条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道路，这是他几十年来长期从事野外考察的结果。他撰写的《中国第三纪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新疆第四纪陆相沉积的主要类型及其和地貌气候的发展关系》、《关于新疆最近地球历史时期的古地理问题》、《论罗布泊的迁移问题》、《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中的《新生代古地理部分》篇“近30年来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研究的进展”和“古地理学”等论著，都揭示了第三纪、第四纪时期地理环境的面貌，为研究和发展中国新生代古地理奠定了基础，这正是周廷儒教授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我们的谈话延续了一个上午，看到病后的周先生的身体仍显得虚弱，想尽快地结束我们的谈话，当我们要起身告辞时、他却又对我们谈了今后古地理的研究问题：“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结论。如‘塔里木盆地第三纪有几次海浸?最远在哪里?’‘泥河湾的总结进行得如何?’‘新课题的部署怎样?’”他在养病中还时刻不忘记研究和教学工作，为发展我国古地理学不断地探索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