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9日中国地理学会100周年专门设立了分会纪念我的硕士导师周廷儒院士诞辰100周年。参会之后感慨万千，当今北京师范大学地学与资源环境学部形成的6个学院（或者研究院）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样一个国内高校地学巨无霸的格局很大程度得益于我的硕士导师周廷儒先生当年奠定的学科格局以及对人才的培养。

一、 人生历程

周廷儒先生生于1909年2月15日，193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5—1942年，先后任教于杭州高级中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1940—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重庆北碚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参加当时开发大西北实地考察研究四川、青海、甘肃一带国土、资源和嘉陵江流域地理，沿江步行400公里，绘制了嘉陵江曲流分布图。并在1942年夏作为“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发表了《甘肃、青海地理考察纪要》及区域地理、地貌学方面的论著。1946年获“庚子赔款”名额赴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师从文化景观学派创始人Carl Ortwin Sauer (Sauer是如此出名我真没想到，2008年我邀请世界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伯克利的Nelson Graburn来我校驻校讲学，我一说我导师曾在UC Berkeley地理系留学，他马上就问是不是Sauer的学生)，获硕士学位。1950年先生从伯克利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Sauer惊人相似之处是，Sauer从1923到1954担任UC Berkeley地理系主任31年，周先生从1952到1983年共31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退下后一直指导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从事古地理环境演变研究。我是他指导的最后一个硕士研究生。

二、 科学探险精神

每次谈到先生的过去，老一辈总会提及先生60多岁还在天山脚下跑马考察。由于不是亲眼所见，印象并不深刻。而每次当年近八十的先生柱着拐棍爬上生地楼9层资料室查阅英文地理文献时，我情不自禁地鼻梁一阵阵发酸，泪眼朦胧。

（一）中国区域地理分异与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

为适应祖国开发的需要，先生1951年参加内蒙铁路选线考察；1952年参加华南自然地理考察；1953—1955年参加“中国自然区划”工作，与施雅凤、陈述彭合写《中国地形区划草案》，首次提出中国地形三大区划分的思想；1956年先生参加中苏合作新疆综合考察工作，直至1959年，足迹遍及全疆，并主编《新疆地貌》专著。1960年撰写了《中国第三纪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论文，研究了新生代时期自然地带分异的规律，重建了第三纪和第四纪的自然地带和自然区。196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新生代古地理研究室”，到内蒙凉城、山西大同等地开展第四纪古地理研究。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先生被聘为委员，历时4年完成了《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分册的编著任务。1982年出版专著《古地理学》，这是中国环境演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与此同时，他登庐山、上黄山，亲临实地考察，致力探讨举世瞩目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对中国东部中低山地区曾被李四光先生认为是“冰川遗迹”的地貌现象提出质疑，提出“雪蚀地貌”。运用景观分带学说和专门方法研究了我国新生代时期自然地带分异的规律，重建了我国第三纪和第四纪的自然地带和自然区，为研究我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奠定了基础。

中国地理的大规律基本上是他们这一代人总结的，其后理论的突破寥寥。先生的最大贡献表现在对大空间尺度与大时间跨度地理规律的研究。他的代表著作：《中国地形区划草案》、《南疆塔里木河中游的变迁问题》、《中国第三纪与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中国自然区域分异规律和区划原则》、《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作用的探讨》、《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环境分异》、《新生代以来中国自然地带性的变迁》等都是对中国地理重大规律探索。

（二）地球环境演变预测的探索

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是新生代以来中国地理环境的空间分异。对于10000年以前，周先生的研究是里程碑，与竺可桢先生5000年以来的气候研究（以1973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代表）两者共同构成中国环境演变的完整图谱。两人关注的是万年和千年两个不同时间尺度的环境演变问题。

“文革”后，先生的一大重要贡献在于希望通过对过去的研究开展对未来的预测。他的论文“环境古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开展地理环境学预测研究”对地理预测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86 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未来百年预测”的研究。Charles Lyell (1797—1875) 生前的现实主义思想认为“现在是过去的钥匙”(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先生早在1965 年就提出过去是认识现在和预测未来的钥匙，并在其晚年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研究过去环境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是认识现代环境和预测未来环境发展趋向的前提与基础”。同先生这一学术思想相似的提法是由D. H. Tarling在1978 年提出的，表述为“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present and future”。周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当今世界地学前沿课题之一的“过去全球变化”的核心思想完全一致，却比它早提出近20 年。[1]

三、 科学探险精神的传承

周廷儒门系弟子中老一辈的有张兰生、赵济、邬翊光、武吉华、李华章、任森厚；新生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培军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拴科。前者是中国灾害研究的开拓者、资源科学的大家，后者是中国首次北极探险队长、科普杂志商业化运作的先锋。

张兰生：张先生的最突出特点是思路清晰，他的创新思想包括：中国第四纪古气候东西变化分异，东部冷干暖湿，西部冷湿暖干，其分界线在河套一带；指出了北方气候的旱化趋势；提出未来我国东部气候会出现暖干而非冷干，形成原因非冬夏季风对比问题而是人类作用增温导致大气环流北移的结果，人类对未来世纪环境演变的作用要放到首要位置。他历任地理系主任、教务长、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等，对北京师大地理学科的大整合起了重大作用。

史培军：中国全新世气候冷湿热干配置的假说倡导者、用渤海海冰解决北方干旱问题的伟大构想的始作俑者、中国灾害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治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地学帝国的缔造者，他的开拓精神、敏锐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学术领袖风范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多次给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作关于风沙治理、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方面的讲座。他的团队研究的大多数都关系国民经济的重大热点问题以及国际地理科学学术的前沿问题。在他的整合与开拓之下，北师大才有了今天的“六院一室”：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环境学院、资源学院、水科学研究院、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以及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栓科：他是幸运的，毕业后就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得到了到可可西里、南极与北极的考察机会，尤其是成为了中国首次北极考察队的队长。后来又成功地把《地理知识》通过商业化运作，转型为《中国国家地理》。他是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科学探险精神，攀高原、创南极、探北极，尤其是在商海中居然能够驾轻就熟。现已经成为知识杂志的办刊旗帜。

四、 科学探险精神遗产

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张兰生先生对他的做官总结为“难得糊涂”，一是做主任31年，能够全身而退，空前绝后，十分难得；二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对先生的贡献各个人认识不同，我认为最杰出的贡献在于：

1.      开拓了古地理学（也是目前国际上更时尚的环境演变研究领域），是我国环境演变研究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2.      对中国古地理环境的空间分异规律作了总结；提出了南北分异与后来受青藏高原隆起形成的东西分异规律；

3.      提出了地理预测的大方向，这与国际普遍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如出一则；目前北京师大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这个全球性学术高地就是这种思想的实现；

4.      强调对环境敏感带（如农牧交错带）的研究，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研究方法；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是选择生态脆弱地带进行持续跟踪观测的代表；

5.      培养了张兰生、赵济，尤其是史培军等近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科中兴的脊梁。

我觉得先生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他在70年代到80年代缺乏对地理学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应用，当时古地理学研究的颓势与此有关。近来北京师大的中兴关键是与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尤其是灾害学、资源学、水科学、环境学、遥感技术的普遍采用，实现了空前的发展。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是最成功的典范。

五、 我和先生：在继承、放弃与开拓中痛苦抉择

偶然事件往往是决定一生命运。我从上大学的第二年就决定要上研究生，但一直准备上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联系严钦尚、陈吉余与郭畜民等先生，1985年11月22日我突然决定转向报考周廷儒教授的古地理学专业（Paleogeography）第四纪古地理（Quanternary Paleogeography）方向。选择周先生做导师很大程度上是慕“学部委员（院士）”之名而来，向往北京也是重要动机之一。由于对自然地理的兴趣远远高于人文地理，那时的我很Simple，认为自然是纯净而简单的，人把世界变杂了，变脏了。最后甚至认为只有过去的才是纯净的、简单的。所以说对古地理学感兴趣，更多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现。然而接下来的三年我一直在对古地理学的怀疑中度过我的研究生时代。

（一）沉重与疑虑

1986年进入先生门下后我开始了一个十分低沉的时代，当时地理学科地位不高，同其他地理研究机构相比，北京师大地理学不及中科院、北大、华东师大、南京大学，甚至不如东北师大。我当时对北师大学生的学风很不感冒，学生睡懒觉成风，不乏混日子者。在校内来说，我所学的古地理专业不及经济地理、环境科学、自然地理、乃至气象气候专业。当别人总是吃香的喝辣的，而我们总在同地层、古生物、孢粉、微量元素、碳14、考古、文物打交道，内心一种掩耐不住的自卑与寂寞。似乎看不到希望，就连同别人说自己是什么专业时都很不自信。实用主义盛行一时，“搞原子弹的不如到茶叶蛋”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当时风传《高玉宝新传》是，高玉宝对妈妈说：“我要退学”！

别人回忆与大师共处，总是充斥“启蒙”、“开光”、“点拨”之类溢美之词，而翻开我从1986年9月到1989年7月的日记，审视我当年对先生感悟，记录中充斥着悲观的情绪。当时的古地理研究由于缺乏生气，远离中国产业实践，人称老古董。师生中流传一道黑色幽默：将先生1963年创立的新生代古地理室的几位先生按其头发的稀少程度，把李华章先生封为Q₁(早更新世)，刘清泗先生封为Q₂（中更新世），李容全先生封为Q₃（晚更新世），周廷儒先生本人被封为Q₄（全新世）。本人一直在为古地理中兴还是为古地理送终上犹豫不决。甚至为自己学古地理感到羞辱，因为我们没有让这门学科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重大作用。

先生给我们几个古地理的研究生上了一学期的《古地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一起上，当时与我们同班上课的还有史培军、费安玮、韩春雨、邱维理三名博士研究生。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这门课对我终生受益，我至今感叹，旅游学之所以至今仍然被地理学遥遥领先，根源是旅游学研究方法的匮乏。

逐渐地我对先生从信仰开始走向质疑，对他倡导的古地理脱离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研究质疑，对他的学术团队建设质疑。早在1986年4月研究生复试前就有老的研究生给我洗脑，说古地理室是个正在走向衰败的帝国。1987年4月15日我与先生在“小红楼”有过一次长谈，主要是表达自己心中的困惑、怀疑与苦闷，先生第一次批评我浮躁。怀着怀疑的心态我坚持研究环境演变趋势预测，5月1日完成了《地理环境的未来及预测方法》。“没有核心，没有主旋律，繁杂的细枝把细嫩的主心压折了”，这就是研究生第一年的真实写照。

发自内心的质疑源自1987年暑假野外学术考察。是年夏，李华章先生安排邱维理师兄带领我到张家口考察，在山西的台路沟，一个老伙头问我们“这里的地形有没有用？”我哑然，邱师兄理直气壮地说“对科学有用！”。不知为何，这使我对专业更加缺乏信心，甚至觉得信仰危机何时了，再不改行恐怕为时太晚。从此开始想到转行，想先从历史地理转向社会科学。当时同门的博士研究生也建议我转向研究文化地理。

1988年初，我对专业的困惑达到最高潮，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1988年底，最典型特征是我准备同同样处于困惑的室友气象气候学研究生王勤学创立白惑学（Bifoology），并自称为白惑大师（Bifoologist），提出白惑的最高境界是“白惑的结果是没有结果”！

（二）痛苦的坚持与无奈的转向

受西方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研究的影响，我开始关注未来环境预测。1986年11月我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1、用控制论来建立全球性气候、生物、海陆变迁及太阳辐射模型；2、重点研究气候敏感区，掌握动态变化的本质与规律；3、预测未来（1986年11月10日日记）。这三个方向基本上继承了先生的思想精髓。当时仍然推崇自然，拒绝研究人文现象。直到到了1987年4月我对未来的选择方向除环境未来预测、地理圈结构与功能研究外，增加了人地关系或纯社会经济研究（1987年4月1日日记）。

当时整个地理学界处于一个新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旧三论、新三论、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模糊数学等新方法不断涌入，计量地理学革命（牛文元为代表）与青年地理学家（王铮为代表）等新地理学思潮涌动。对于地理学的核心是空间差异还是人地关系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哈特向的《地理学性质的透视》是当时的宠儿，不知是翻译得不好还是国人学术功底太差，很多人都没有看懂，却都在一知半解地传颂。地理学的革命到底是思想的革命还是方法的革命，都存在怀疑。浮躁与叛逆并存。目前横行中国旅游学术界的汪宇明、张捷、明庆忠、张凌云、吴必虎、陆林、保继刚、黄震方、冯学刚、刘家明等当时都或多或少受到这次“革命”的震撼。

1987年12月6日我提出现代口号：“参与、预测、突破、实用”，并开始参与周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未来百年环境预测》。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希望向应用，向未来探索。最后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岱海地区环境演变背景、未来演化趋势预测及区域发展对策》。

我真正违背了导师的意愿的事是研二时周先生建议我直攻博士，由于对古地理学失去了信心与兴趣，终于放弃。1988年4月3日的日记上写道：“毫不犹豫，我放弃了直攻周廷儒先生博士的机会，对于这一决策的正确性我丝毫不怀疑。”接下来，我在考北大的侯仁之（历史地理—希望通过历史地理跳到人文地理）、杨吾扬（经济地理—希望直接研究人地关系）；还是考南大的杨怀仁（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希望研究全球环境演变）或任美锷（海洋地貌与海洋沉积—希望研究海岸开发利用）上摇摆不定。临近毕业时我又想报考费孝通的博士，开始了后来长达三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学习历程。

1988年10月20日我第一次在友谊医院服侍先生，最初的感叹是感情高干病房比宾馆还豪华。这一段时间正好是写硕士论文的关键时期，由于服侍生病的先生，所以有较多的同先生交流的机会。但当时的先生已不能经受激烈的思想碰撞了。

我有一点一直很困惑，先生在伯克利的导师主要是研究文化景观，先生在伯克利的硕士论文《南山库托诺尔地区人群分布现状的地理与历史基础（ "Geographic and Historic Foundations of the Present-Day Distribution of the Peoples of the Nan Shan-Koto Nor Area."）》也主要是研究人文地理，却在回国后基本上研究重点为自然地理。虽然继承了Sauer的历史演变研究方法，但对人地关系这个中心明显有些刻意的回避。

我不是先生的好学生，从师生关系论甚至有些忤逆。我总是抱怨先生为什么对现时代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今天看来，我确实太浅薄了，我估计是文革恐慌导致了先生的避世情结。但在1990年代后期，先生已经开始积极从事预测这类入世工作了。另外，坚持就是胜利，做学问不能太世俗，当年都是冷门的专业，这几年都变成了世界热点。如果我当时坚持研究预测，我今天肯定是世界某个组织全球变化的首席了。

（三）新的学术探险历程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从事旅游开发的研究工作，彻底离开了古地理学或者环境演变。从研究旅游规划入手，经过短暂时间的饭店管理研究，又回归旅游目的地发展管理研究。似乎彻底离开了我和先生原来的研究领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Sauer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理论对我目前研究旅游发展中的地方感、地方精神与地格（Placeality）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先生倡导的历史演变法是渗透进了我的骨髓。

20年来，我的旅游研究就是一个地理环，在研究业务领域上，我注重选择适度超前的产业课题，以目的地管理为核心，野兔（HARE）“四窟”，整合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探险旅游(Adventure tourism)、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与节事旅游(Event tourism)；在经营空间领地上，我采取“横向打圈”，“纵向立杆”的策略。尽管主持了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西藏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应用示范子课题，主持了教育部中国遗产旅游体制改革，国家旅游局探险旅游发展与引导、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与改革等国家层面课题，还主持了大量地方规划项目，但我认为研究最深入的是北京。与先生的大尺度规律探索相比，我更像蜗居。

所谓“横向打圈”就是以北京旅游目的地为对象，从城市中心向周边同心圆扩展。对北京市旅游目的地作了完整的扫描，见下表。

北京旅游目的地“打圈”研究课题一览表

总体 战略	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旅游发展战略纲要暨五年行动计划（2004）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09AbJG291）北京建设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综合诊断与管理模式创新（2009-2011）
	北京市旅游局：《同城化对北京旅游产业调整和空间布局的影响》（2009）
都市 旅游	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北京市东城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
	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北京市朝阳区“十一五”旅游发展规划（2005）
	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北京市丰台区“十五”旅游发展规划（2000）
郊区 旅游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1BJBJG020)《北京市郊区旅游发展战略研究—经验、误区与对策》（2001-2003）
	北京市旅游局：《北京环城市旅游乡村休闲度假带研究》（2008）
乡村 旅游	北京市延庆县旅游局：延庆县乡村旅游规划（2007）
	北京市门头沟区旅游局：北京市门头沟区旅游发展总体战略（2007）
	北京市旅游局：《乡村旅游北京模式研究》（2009）
	北京市旅游局、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农工委：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04-2005）
	北京市旅游局：《北京市乡村旅游产业升级规划》（2008）
区域 合作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5BJDJG165）《京津冀旅游合作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2006-2007）
专项 旅游	国家教育部2002年度 “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编号1953）《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旅游业的拉动效应研究》（2002-2005）
	北京市旅游局：《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2008）
	北京市旅游局：《北京市旅游信息中心系统建设》（2008）
	北京市人事局留学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乡村旅游扶贫模式选择》（2005-2007）
	国家文物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遗产旅游体制演变与改革》（2007-2010）

所谓“纵向立杆”就是做规划引领行业未来，立标准规范整个行业。给北京市政府以及各区县政府做了大量的规划，对北京旅游产业发展的未来进行引导，同时参与了北京市乡村旅游、旅游景区、旅游安全、旅游服务、旅游解说系统等方面的大量标准的制定，规范全行业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标准。

现在网民热议的“钱学森之问”，我认为先生的身体力行做出了确切的回答。缺乏对学生科学探险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是当前大学教育失败的关键。结合先生的教诲以及长期学术研究实践，我深切感觉到：

1.        原创性（initiative）才能世界领先，建立观测站,取得第一手资料是原创的前提；

2.        引导产业、服务产业是树立学科特色，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

3.        探究规律，耐住寂寞，独立思考。

国内外旅游学术界有一种奇怪现象，著名学者往往不是学术大师，著名的往往是院长，真正有思想的是中心主任。这几年我请了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来讲学，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吴楚材先生与陕西师范大学的马耀峰先生。吴先生身处一个地理位置不太优越的学校却在生态旅游上做出了许多原创性成就，他领导的生态旅游研究中心，提出了自己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界定了生态旅游区的本底环境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旅游区分类，尤其是在国家林业局的指导下创造性的研究“植物精气”，通过8年多的第一手观测，取得了数以万计的观测数据，在国际生态旅游研究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马先生近10年来潜心研究旅游流聚散机理，入境游客对中国旅游目的地的认知、评价与选择等，对中国入境旅游流的基本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对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来以资源研究见长的陕西师范大学却在旅游市场研究中独辟蹊径，连续多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具有社会责任的独立思考者。

 

夜已经很深了，雪越下越大，女儿正在梦呓中与她“强哥”QQ，老婆还在“开心农场”夜以继日地偷菜，刚工作的外甥沉溺在“胡莱旅馆”与陌生人亲嘴。临睡了，遵从周立波的教导，同老婆分享了一盒Häagen-Dazs，用Cappuccino漱了漱满是大蒜与羊肉味的油嘴。

统子    

 

（Tony Zou  邹统钎）

 

 

2009年11月1日 修改于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统子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