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兰生先生

张兰生:(1928—)地理学家。浙江浦江人。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52年至1984年,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地理系主任等职。其间1981年至1982年曾任美国麻州大学访问学者,从事古气候学的研究。198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创建“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研究室”。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从1952年夏季开始担任周先生的助教,三十多年追随其左右。
关于周先生的学术贡献,张先生认为:
周先生是我国最早响应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周先生一生对地理学的贡献:
第一方面,也是最为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古地理学研究方面。他是第一个用景观地带原理恢复从第三纪以来到第四纪的自然地带的学者。周先生阅读了大量古生物资料,做了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和研究,在1960年发表《中国第三纪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重要论文。是首次深入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的状况进行此类研究的第一人。
第二方面,自然地理。
古生物反映环境最敏感,周先生在当时提出综合各要素研究自然地理,其中气候为主导因素。汪品先院士评价周先生为古地理研究奠基人,周先生认为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非常重要。
他强调自然地理要综合,这种思想一直是我们地理学得以发展和取得进步的基石。周先生在北师大开创了《中国自然地理》课程。应该是最早开设中国自然地理的单位。很多其他地方院校和中学教师都有来北师大来进修学习《中国自然地理》的。
第三,周先生研究古地理提出 “研究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无论有多难,即使遇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运动,他都直面困难,把握方向,坚持地理学研究。
关于周先生的品质,张先生认为:
大家都很尊重周先生,对他的评价很高。
周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无论何时,对组织等都不会有特殊要求,生活简朴。对学生实事求是,要求严格,但不苛求,尊重每一位同学,学生很感激周先生的严格要求。周先生要求学生的地理论文必要搞野外、结合实际和原创性。
周先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从来都是开诚布公、认真办事、做学问实事求是。
周先生从来不张扬,生前没有庆祝之类的活动。
周先生有学科先见性。当年在遥感技术还没真正在中国出现时,周廷儒先生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领域,并鼓励自己的学生和他一起去听课。
周先生作为张先生的长辈,对他很是关心。张先生刚刚来到北师大的时候,任周先生的助教。当时得了阑尾炎,刚刚做完手术,躺在空落落的病房里,举目无亲,周先生专程来看望他。作为系主任的周先生对张先生来说是领导更是长辈,他从来不怕周先生,因为他把周先生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周先生很大度,做“代”系主任一做就是几年从不抱怨。
周先生做了30年的地理系主任,没有人把他当领导,他也没有一点官架子。
关于周先生作为系主任的成就和贡献,张先生认为:
周先生作为系主任,任期很长,即使除去文革十年,也有20年,尤其是1952—1966年对地理系贡献很多。在特殊历史时期,周先生作为地理系主任,也曾遭遇不幸。但在地理系的建设、地理学科以及系发展、人才培养上,周先生始终把握住了方向。
周先生工作要求严格,尤其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
1958年大跃进,教学改革之风泛滥,同学中有“砸烂地理系”的口号。当时分两派,一派要废地理系,而另一派则是保地理系。周先生是保地理系的领导者,因为他才有了今天的师大地理存在和发展。
当时地理系着重地理教师培养,也培养了许多中学优秀教师,分布在北京很多中学。后来又强调这块阵地,开始重视科学研究。
对于地理学科的性质,周先生一直坚持“地理学是综合的”。他有形象的比喻:综合是地理学的指挥棒。乐队里,各种乐器都有,但指挥棒是最重要的,没有了指挥棒,各种乐器都发声,将会有多杂乱!因此他把握住了系的方向,就是综合。
师大地理系能站在同行前列,与中国地理研究所从来没有脱节,与科学院接得上,与整个地学研究都能很好的衔接,都是周先生的功劳。也因为周先生,师大地理系才能够参加国家重大项目,参与中国重要地理研究,如铁路选线,编写中华地理志,讨论中国自然地理区划等。中苏合作的新疆地理考察项目,周先生参加其中,是新疆地貌组组长,带了我们息的许多老师去新疆考察。在科学院的帮助下,在周先生的领导下,我校地理系在中国地理学界保持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此外,周先生对地理系教学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学校过一段时间,就要制定一次教学计划。每一次课程计划修订,周先生都会参与。周先生在解放前的教学工作,以及在美国很长时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为我们地理系课程设置提供有力的帮助。
在学科建设方面周先生可以说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周先生兼有北师大系主任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角色。很多国家重大的地理学方面的项目正是由于周先生的关系,北师大才得以进入的,这使得北师大的地理一直和中国地理学界最前沿的进展没有脱节,并保持了领先地位。后来周先生投身古地理学的研究,使得北师大地理系产生了古地理这一方向,并在全国保持先进。
关于周先生在科研方面的突出表现,张先生认为:
周先生野外工作经验丰富,与他一起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他生活不讲究,不用照顾,在野外生活很简单,很朴素,实实在在的。他还常照顾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学问与著书方面,周先生在60年代初就致力于古地理,很辛苦编写《中国古地理》还建立了多个实验室,可是受到了文革十年的重创。
周先生在当时同样年岁的人里面备受瞩目,他的野外功底被公认为是最好的。周先生在自然地理方面是一个全才,他对自然地理学各个方面都很熟悉并且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创造性的理解。
周先生的在地理学方面的全面才华使得周先生成为中国古地理学的奠基人。即使这样周先生从来不声张,很低调,周先生始终都很踏实的做着自己的研究和探索。
周先生等老一辈地理学家都是怀着对地理学及其尊重的态度进行地理学研究和探讨的。他们把地理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早已经把地理学当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关于周先生在教书方面的特点,张先生认为:
在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都是苏联翻译过来的。周先生上课,很重的浙江口音,但是他讲课内容很精彩。周先生上课特别认真,备课非常认真严肃,总是翻阅国外资料和资料室的各种杂志等,他对国内外动态很熟悉,习惯用综合、抽象的方法写讲义。周先生的讲稿很细致,都是从国内外大量资料整理出来的,在周先生的课堂上,经常能听到学生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周先生以科研为主要任务写的讲义也都来自科研成果!。
许多学校如石家庄师院(今河北师范大学)、辽宁师大,都会派老师来进修,成为了周老师的“研究生”——当时还没有研究生制。曾还有两位海军军官需要了解中国海岸线、海岸地貌,也来进修,周老师专门为他们两位讲课。
周先生也重视年轻一代教师的培养,使师大地理系出来这么一批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