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森厚： 1936年12月出生，男，汉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古地理学、人文地理等地理学专业。主要讲授课程：古地理学、人文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世界地理、国际贸易地理、中国地理等。科研方面主要从事京津地区新构造运动与地表的关系和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山东胜利油田、油气古地理研究。为周廷儒先生的学生与助手。
关于周先生的最大的学术贡献，任先生认为：
周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古地理、自然地理和地貌三个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古地理方面。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景观地带原理，并用这种原理恢复了我国第三纪和第四纪的地带环境。与很多国外的科学家相比，周先生对中国过去、现在的地理环境做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在该方面的理论在中国地理学中的应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周先生首次在中国提出“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的思想，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周先生在古地理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他的论文《中国第三纪与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和著作《古地理》与《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中。其次，在自然地理方面，周先生首次在中国提出“地球系统”的概念。汪品先院士曾评价周先生为中国古气候研究奠基人。周先生一直强调地球系统思想，这种思想是地理学取得发展和进步的基石。第三，在地貌方面，黄秉维、周立三等先生都肯定周先生的野外工作实践能力和地貌功底。周先生可以通过阅读当地的一张地形图，把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推断得近乎精确——一张图就是一本书，一篇论文；周先生分析剖面的能力也很强，可以对剖面解释得近乎完美。
关于周先生的品质，任先生认为：
周先生德高望重，品德非常好。
从做人做事角度来讲，他平易近人，毫不挑剔。参加地理学会议时，他对生活条件没有任何挑剔；他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人际关系很好；周先生对待事情很认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派去化工厂管理工具，很有条理，他也照样非常认真，戴着高度近视镜一件一件地整理工具；生活上，周先生非常俭朴；他做人很低调，从不夸耀自己的成果，而总是虚心听取别人的评价；他很爱国，从国外回来，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专家交往中也只谈科学，文化大革命中，依旧在读德文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周先生对地理学的研究认真、专注。他不提倡地理人去搞别的科学，因为他觉得没有基础，不会作出突出贡献；他每天脑子里都装着科学的问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例外；他的作的图一定要自己亲自画，从不让别人代画或者直接使用别人的成果。而且，周先生坚定地坚持科学精神，决不扭曲科学去迎合别人的看法。在科学问题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威胁，他依旧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并没有因为政治压迫而放弃对科学的坚持。
关于周先生作为系主任的成就和贡献，任先生认为：
周先生在担任系主任时主要是把握院系发展的大方向和人才培养。在大革命等的各种干扰下，他仍旧要求系里该搞什么搞什么，不能丢掉了自己的任务，使得我系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没有偏离重心。
关于周先生在科研方面的突出表现，任先生认为：
在自己的教学科研上，周先生一直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培养人才。在科学上周先生从来都是很严谨，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在某一个地方进行研究时，通常都是从三个维上进行阐述：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预测未来——对这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认识充分后，再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该地进行研究，并作出预测。周先生的野外实践能力为中国地理之最，并且科学谨慎。他从地图上可以把一些地区的地貌、环境、演变过程及其演变预测结果都会作出解释。因此往往他都会有创新的地方。在笔记和野外记录方面周先生也都始终都保持着极其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重视原始第一手的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问题，一向是亲历亲为。
关于周先生在教书方面的特点，任先生认为：
从课堂教授来讲，由于周先生的外语功底和基础理论功底都非常扎实，而且他经常看多种语言的报刊和外文资料，加上其备课极其认真、讲稿写的极其详细和工整，因而每次课上，都会有新鲜的东西传授给大家，总能在课上给学生带来他们自己很难看到的东西，即使两次讲同样的主题，还让大家都感觉有质的飞跃。他一直在前进，一直在探索，一路前行。
从对学生的态度讲，周先生积极关怀并鼓励学生。对学生要求实事求是，从不夸大学生的优点、不吹捧学生，但同时尊重学生、从不贬低学生；对学生严格要求。周先生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很高，要求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知识——研究生写论文，必须从事搞野外实践和做室内实验分析，数据必须是原创的。他对学生的外语要求也很高，要求学生必须通过考核。周先生对助教的要求也很高，即使再怎么厚的书，只要需要，也必须要读。但是周先生从不苛求学生。
此外，周先生教学中很有专业领域上的与预见性。当年在遥感技术还没真正在中国出现时，周廷儒先生已经开始投身这一领域。当时他的年岁已大了，他就鼓励自己的学生和他一起去听课，让学生第一时间开始接触遥感，这也促使北师大的遥感一直在全国各个领域遥遥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