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先生说：

我是61年北师大本科毕业，有幸被保送到周先生门下读研究生，周先生的真才实学让我们十分敬佩，而且他实践经验很丰富，尤其是在解放初期丰富的野外实践经历。

周先生治学很严谨，在学术界也是很有影响的。当时周先生对李四光的冰川学说是有异议的，他认为北京在第四纪的时候是位于雪线以下，因此不会有冰川的痕迹，怀疑北京的郊区不是冰川的痕迹。当时，周先生对中新生代的古地理很有研究，可以说在业内打出了一张王牌，由于对勘察石油很有意义，因此，在石油界是很有影响的。

和周先生同一时代的学者的任美鄂、黄秉维、李春生、陈述彭、施雅风等，都很尊重周先生，周先生也经常请他们来学校给我们的学生做讲座。当时，“三五八”自然区划（黄秉维的三大自然区划、周廷儒的五大自然区划、任美鄂的八大自然区划）很有名。受苏联景观学派的影响，周先生对景观剖面和自然州的研究很重视，也很重视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研究，研究区域结构一个景观剖面可以包含地貌、土壤、气候等综合的自然要素。他在给本科生讲课中经常会强调，比如当时的专业课考试，就考了海南自然州的内容。

周先生待人谦和，经常在家中给我们上课，他规定我们每个月要到他家里向他汇报学习进展2-3次，就在家里直接给我们面对面，一对一的指导。周先生经常带我们去野外实习，当时受苏联景观学派观点的影响，周先生很重视综合的思想，我们去过十三陵做综合自然地理实习，还有大同的许家堡地区，当时还有张兰生先生、赵济先生。记得当时经常去北京郊区的八大处，考察冰川地貌，老先生不辞辛苦，爬在石头上仔细观察“丁字形”冰川的擦痕。

在我做毕业论文期间，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当时是做山西的景观带研究，要到山西进行野外考察，周先生当时已经50多岁，和我们一起去山西考察，山西阳高白登山公社、上吾其公社都留下了我们考察的足迹，我们当时野外考察，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住在公社的土炕上，吃的是小米粥，偶尔能有点白菜咸菜，周先生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苦，在野外认真指导我们考察、做论文。

当时，周先生担任系主任工作，但是许多实际的工作都是李之保同志来做，周先生主要是做一些学术指导，和对外交流，国家的大项目和咨询工作，周先生非常忙，但是并没有疏于指导我们的论文。据我所知在当时，60年代，他是国家级的二级教授，整个北师大也是比较少的。

周先生生活艰苦，从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记得我们在许家堡大同火山群考察的时候，就在桑干河畔，我们要自己做饭，蒸的馒头碱太大，在现在看来根本不能吃，当时周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吃。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周先生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周先生夫妇和女儿女婿就挤在现在教工食堂南侧的那栋楼的一间小房子里。

我是64年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以后，分配到内蒙科委，由内蒙科委来给我安排工作，当时就在内蒙科委工作了，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十年动乱之后，我就去了五七干校学习，之后分配到内蒙师大工作到退休。周先生去世那年，我是很想去参加周先生的追悼会的，不过当时正好赶上1989年的“六四”动乱刚刚结束，学校要组织政治学习，气氛很紧张，我们内蒙师大就只派了一位毛老师去参加周先生的追悼会。